市政协委员、民进郴州市委副主委李中峰反映：2014年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依据精准扶贫和金融扶贫的政策要求，大力宣传、精准落实，稳步推进，使扶贫小额信贷发挥了较大的资金杠杆作用，助推了全市扶贫产业和脱贫攻坚工作。但是，我市扶贫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贫困地区金融生态较差，信贷资金使用难以监管，存在较高的信用风险。贫困地区信用意识不强。有些贫困户借贷后外出务工，无法联系，极少数贫困户认为扶贫小额贷款是国家无偿支持的，不愿意付息还本，还有部分贫困户则由于经营不善导致无力偿还。我市小额信贷服务对象地处偏远且点多面广，对于信贷对象如何使用信贷资金，是否真正用于产业项目以及效益如何，银行都难以进行全方位的管控。部分县市区就出现了将信贷资金用于建房、就医、就学、还债、高息外借等现象。从委托帮扶分贷统还模式来看，与银行签订贷款协议的，实际上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个体，银行并未直接与企业发生借贷关系，因此，对企业如何使用这笔资金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

2．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弱，委托信贷企业负担重。贫困地区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脱贫的能力较弱，当前各地扶贫的模式主要为通过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等外部项目的“输血式”扶贫，与贫困户自身发展能力提升的“造血式”扶贫结合不够，导致扶贫项目很多，但真正能通过扶贫项目实现脱贫致富的贫困户少。目前我市扶贫小额信贷主要集中在涉农企业，普遍规模小、效益低，大部分企业财务不健全，市场竞争力较弱，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小。再加上扶贫小额贷款实行固定分红，比例低的有7%，高的达到12%，全市平均达到10%，固定分红是税后进行，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帮扶企业的税收成本。企业还本付息负担重，存在逾期或无力偿还的风险。如有些地区曾出现高达20%的固定分红比例，省财政部门对此非常担忧，认为企业成本过高，存在极大的信用和发展风险，各地不可盲目效仿推进。

3．相关政策措施不够完善。一是贫困户自付利息和财政贴息存在时间差，操作不便。部分县市区划拨扶贫贷款贴息资金不能按时到位。二是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存矛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虽是“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但在贷款期限上一般不超过1年，而现代农业生产周期一般需要1年以上，一些附加值较高的种养业及加工业周期更长，贷款期限与现代农业生产周期不匹配，影响了农户小额信贷的使用效果。

为此，特建议：

1．加强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一是建立失信公示约束机制。通过道德惩戒，法制惩戒和舆论监督等手段，规范信用秩序，优化信用环境。二是突出村镇扶贫金融服务站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配齐配强扶贫小额信贷金融服务站人员，充分发挥其协调、监督、管理等职能。三是创新贫困地区扶贫贷款担保方式，简化贫困户申贷程序。探索扩大贫困地区抵押担保品范围（农地、宅基地、林权等等），增加金融供给。优化贷款结息方式，财政部门按季度直接拨付给投放扶贫小额信贷的银行。四是加强银政合作。加强扶贫政策制定和过程参与，既要实现金融扶贫良好的社会效益，又要实现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

2．做好农业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充分发挥信贷资金效益。一是要围绕本地优势资源特色产业做好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要将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向主导产业、龙头企业集聚，将龙头企业引进贫困地区，实行“龙头企业+金融+贫困农户”的模式，由龙头企业带动贫困农户致富，可有效降低农户的创业风险。二是强化服务，激活机制，确保精准扶贫取得实效。积极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探索产业帮扶新模式，推进实用技术培训，激活农村发展活力，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三是探索运用专项扶贫资金与整合其他财政资金、扶贫小额信贷资金等量化到贫困户，投入龙头企业实现资产收益。

3．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建立扶贫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和奖励机制。一是加强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的全程监督管理。建立“资金封闭运行，三方共同监管机制”，建立县、乡镇、村三级统一的贫困农户小额信贷信息系统，使银行和扶贫部门对扶贫对象个人信息、贷款、补贴、风险补偿等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和有效管理。设定固定分红比例上限，避免随意调高比例、增加企业负担、扩大信贷风险。二是建立健全财政风险补偿机制，扩大和强化保险功能，推进“扶贫财银保”工作，降低经营风险。三是试行“贴改保”。即尝试将财政贴息资金用作扶贫贷款担保基金，建立贫困地区扶贫贷款担保基金制度，逐步建立扶贫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和奖励机制，解决扶贫贷款担保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