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当他生存在天下承平的时代或者国家时，他的历史可能只是个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爱恨情愁，但一旦个体的命运与家国命运相联系在一起时，个人对人生或者生活的感悟将会上升到另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杜甫只有在经历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后才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李煜才能在经历了丧国离家之痛后写出“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还有一类人，他们在历史的某个转折点或国家命运的重大关口能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从而将个人的名字深深地烙印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上，永不磨灭，最典型的如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再如梅汝敖于“东京审判”。
   在观看《东京审判》前，对于这一段历史我多次从各类书报中作了初略了解，作为一名法官，1946年的梅汝敖踏上去往东京的路途上时，心情无疑是悲壮的，据其子回忆文章，当时的梅汝敖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不能把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他将蹈海自尽，以谢国人。对于这名学者型的法学专家来说，代表饱受日本蹂躏的中国、背负着数百万无辜的中国平民的冤魂踏上寻求正义与复仇之路，注定了他没有回头路，所以对电影中梅汝敖在最后审判前、决定结局时“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独白，我认为是切合他内心真实的。历史的审判是公平的，但这份审判来之并不易，对于“是中国人都要看《东京审判》”这一句话，我觉得毫不夸张，只有了解了追求正义、惩罚罪行的不易，才能更激发我们捍卫自已祖国、人民的热情与责任感。假说如过去我们被侵略被压迫是源于我们政府的软弱、腐败、无力，那么是不是今天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安乐，则死于忧患，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到安乐的时候，可是已经陷入安逸浮华难以自拔了，原本出发点为国富民强、壮大国力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对于大部分人似乎已经变形为以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中心，问一问还有多少人记得“九一八”？现实是一些人把这个数字当成良辰吉日或开张或剪彩，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耻辱！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冷漠麻木与对自身既得利益的攫取扩张形成鲜明对比。
   更让我们难堪的还有，从电影中调用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战败后的日本东京基本已经是一片废墟，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与中国基本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60年后的今天我们比较一下中日的发展，看看我们用的数码产品上面醒目的日本标识，我们能说什么？中日历史、中日关系是一个何其纷繁复杂的话题，不管是主张派、主和派、折衷派，都没有认识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只能用实力说话，特别是和日本这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国家谈外交，所谓“上交伐谋”或者“上交伐攻”的争论都是空话，看看美日关系就知道了，就算美国人驻兵神户甚至强奸日本女学生，到头来日本人还要抱着美国的大腿，日本人或者不承认侵略中国，就算承认有这么一场战争的日本人也只承认他们是被美国打败的，不是被中国打败的，对于集阴柔与尚武的日本人来说，他们的字典里只有利益两个字，不会有正义、道德、公平等字眼，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不正视历史、不觉得有愧中国人、更不会反省自己的最深刻的源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也正是如此，我们或者世界人民眼中的甲级战犯是他们心目中的爱国英雄、殉难者，如果不承认这些战犯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日本政府担心当他们再需要日本人为国家献身时没有人响应号召，这种需要不排除随着社会时代不断发展、资源日渐紧缺各国间利益矛盾上升到一定程度时，日本再发动一次侵华或者侵入其他国家的战争的可能！从骨子里来说，日本人或者日本政府认为，国家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就算这种利益侵犯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公平、正义原则也在所不惜，这与日本的地理位置、资源储备、民族文化、国民心态更为执政者的理论路线密切相关，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几篇声明、几次抗议或者对SK等日本产品实行质量壁垒就能改变的。
   日本与德国的不同也正在于此，但从《东京审判》我们也可以看出，就算日本人如何践踏人类文明、人类社会正义，国际社会对其的约束力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作支持，只能是一句空话，甚至在追究如此滔天罪恶的始作俑者责任时，仍然阻力重重、道路艰难而漫长，对于没有亲身经历战争灾难的一些国家来说，更容易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仅仅是一票之差，决定了战争首犯是走上断头台还是抱着死不悔改的态度逍遥法外，就像那些判了有期徒刑的其他战犯最后都释放了，假如少了一票呢？中国、中国人民会怎么样？站在历史前，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既然我们不能寄望于作恶者改过自新、弃恶作善，也不能指望旁观者仗剑执义、打抱不平，那么我们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强盛强大，靠自己的实力说话。而要强大，首先要从认识历史铭记教训开始，要从学习日本人卧薪尝胆、做大做强国家核心心竞争力开始，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目前这种发展的水平与质量，要从凡事站在全局、长远的利益开始，要从齐心协力、万众一心开始，我相信，中国人绝对不是懦夫，历史也绝对不会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