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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帝与郴州“义”文化
发布时间:2017-11-13     信息来源:郴州市政协       作者:雷纯勇      字体:       (双击滚屏)

■文/雷纯勇

为创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经过数轮专家讨论,郴州文化价值最终定义为“南岭要冲,林邑福地,义帝都城,革命热土”。四句当中,“义帝都城”显得尤为重要,打造“义帝都城”可以将郴州文化演绎得更为精彩……



“义”与中华文明


“义”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的古老汉字,古“義”字,上“羊”下“我”,是一种顶着羊头的祭祀仪式。上有“羊”,与“善”、“美”同意;下有“我”,古意为“执戈”之士,有威仪之相,以示“義”在“我”不在人。在汉字演变进程中,“義”逐渐脱离了祭祀本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字。这种现象大约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为“義”增加了道德内涵,并推广普及了“義”文化。“義”最早见载于《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孔子进一步发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义不为,无勇也”、“上好义,民莫敢不服”、“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孔子看来,义是为君之德,使民之道。墨子使“義”更深入人心,如《墨子·贵义》:“……争一言以相杀,是义贵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墨子看来,义贵于生命。孟子完全赞同,附和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并首次提出“四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在先秦诸子的合力推崇下,古老的祭祀礼仪--“義”,逐渐演变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根,自此天下莫不知義。秦灭六国,一统华夏,然而为政暴戾不仁,百姓苦不堪言。人们在“義”文化理念下集结,合谋推翻暴君,称之为“起义”。出生平民的陈胜、吴广揭杆而起,此举被近代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农民起义”。此前王朝更替大都是贵族造反、民族侵略。流落于民间牧羊的楚怀王之孙熊心被各路义军公推为起义首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公推公选”,此前尧舜王位禅让、夏商周秦王位继承。熊心被推选出来,就是先秦义文化酝酿的最大贡献。此后,儒学盛行,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孟子“四心”的基础上提出人伦五常“仁、义、礼、智、信”,以配“木、金、火、水、土”五行。至北宋,周敦颐在郴州作《太极图说》,以仁义配天地、阴阳,成为理学始祖。他以“立天之道阴与阳,立地之道刚与柔,立人之道仁与义”立说,再扩展开来,作如下分类:仁(本、一、天、圆、动、阳、木、春、里……),义(末、二、地、方、静、阴、金、秋、表……),以此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对于仁、义这个辩证统一体而言:“仁”阳动为本,“义”阴静为末,因此儒、道、释三家皆主张守“静”返本。仁在里,里仁为美,即是积极乐观的心态,因此周敦颐只教寻找“孔颜乐处”;“义”为表,是“仁”心所发言行,也是求“仁”之路,因此有“礼门义路”之说。礼、忠、孝、信皆出于义,演绎了诸路义文化。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法、道、墨诸子莫不言“仁、义”,奠定了历代公认的道德伦理。至宋代,周敦颐、朱熹等理学大家为“仁、义”注入了更多的哲学思辨。如今,“仁、义”文化流传了约三千年,已成为中华文明不可诋毁的主根系。比较而言,由于“义”是“仁”心所发言行,在汉语词汇中,带“义”的词明显多于“仁”,如“义捐”、“义助”、“义举”……老百姓最爱说的就是“讲义气”……

君主时代,义文化是一双刃剑,它演绎了一个个忠君忠主的故事,也演绎了一个个反抗暴政的故事。现代社会,信义成为社会主流,义文化克制了刀枪相见的冲动,成熟地演绎了民主政治。


义帝与郴州文化


《史记·黥布列传》记载:(公元前205年)“布使将追杀(义帝)之郴县”,而义帝陵最早见载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约527年成书):“郴,旧县也,桂阳郡治也,项羽迁义帝所筑也。县南有义帝冢,内有石虎,因呼为白虎郡”。虽然秦末汉初义帝被刺事件是有名的历史悬案,但义帝建都于郴,归葬于郴,于史无疑。自汉以来,经历过兵灾荒年、王朝更替,义帝陵作为郴州标志性建筑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并经过多次修葺。史料记载,郴人自古就有拜祭义帝的习俗,至清末义帝陵建筑规模宏大,占地约三十亩,且四时香火不绝。“文革”期间,义帝陵被夷为平地,经1988年重修陵园占地3539平方米,墓冢、享堂、神道、华表、护碑亭等建筑皆得以恢复,祠内义帝铜像庄严肃穆、《楚汉风云》壁画荡气回肠,令人浮想两千多年前的秦末烽火。


2013年5月,义帝陵获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为郴州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增加了至关重要的砝码。义帝之重要,在于“郴”这个专指地名的独特汉字第一次因义帝而载入史册,义帝陵是唯一见证郴州两千年历史的文化遗址。义帝之重要,在于其精神深入郴州文化骨髓,乃至演变成地名和姓氏:义帝之孙熊畅被封为“郴侯”,乃有资兴郴侯山(当地人也叫“郴义寨”)、郴侯书院,其部分后裔也改为姓“郴”。至少在北魏以前七百余年内,老百姓只记得郴县有座义帝陵,义帝陵有石虎护陵,于是郴县就叫“白虎郡”。义帝之重要,在于其精神流淌于郴州文化血脉之中,形成了郴州人刚直不阿、果敢尚义的文化性格!这里是仗义直言的唐代丞相刘瞻故里,一千年前他因直谏同昌公主医官案而贬谪千里;这里是死谏不诲的明代兵部尚书邝埜家乡,五百年前他死谏英宗直至土木堡之变战死沙场;还有带领群臣“议大礼”长跪不起、生性耿直的明代吏部侍郎何孟春,他触怒皇上后,隐居故里著书立说,终身不仕;近代,革命热潮风起云涌,更出了邓中夏、黄克诚、萧克、邓华、曾志等舍身忘死的老一辈风云人物……


说起郴州文化性格,早有唐代文豪韩愈总结道“多魁奇忠信才德之民”,他认为这是山水有灵,“中州清淑之气”使然。而我则认为:郴州除了山水“清淑”,更重要的是应追溯来源于义帝的民间“义”文化。义帝被刺身亡,自从有几个无所畏惧的郴州义士为之收拾尸骨葬于郴江之滨,朝廷及地方政府因势利导,逐渐形成了沿续两千余年、极具郴州色彩的民间“义”文化。

在郴州,“信义”熊心(义帝)和“孝义”苏耽(人称孝子神仙)自汉发端,深入人心。“义”由“仁”心所发,仁心宽厚,内在美德纯化了心灵,故得福报;仁者乐山,郴州“四面青山列翠屏,草木花香尽是春”之清淑影响了精神气质也增强了体魄,故仁者寿。因此,郴州自古被世人称为“天下第十八福地“,寿佛周全真就出自于郴州。


时至今天,郴州永兴塘门口“三侯祠”九九重阳庙会人山人海,孰不知皆缘于汉高祖刘邦派安国侯王陵、绛侯周勃、舞阳侯樊哙前往郴县吊唁义帝,塘门口便是三侯泊舟之处……


打造“义帝都城”


郴州与“义”文化关系密切,且不说秦末义军领袖义帝熊心归葬于郴、其孙熊畅被封为郴侯,部分后裔改姓“郴”。纵观郴州历史沿革,还能发现许多含“义”的地名:如今宜章古称“义章”,今汝城曾称“义昌”、“郴义县”……此凡种种,足以说明郴人尚义,而追根溯源,还得归根于受义帝的影响。

西楚霸王项羽指使英布刺杀义帝熊心之后,讲义气的郴州人收拾义帝尸骨,将之埋葬于郴江之滨。由于义帝是各路义军推选出来的天下共主,偏居西蜀的汉高祖刘邦得以抢占道义先机,他以弑君不义之名,令三军缟素,举兵讨伐项羽。刘邦夺得政权后,为昭示天下他没有“忘恩负义”,下令大修义帝陵祠,并派安国侯王陵、绛侯周勃、舞阳侯樊哙前往吊唁。随后,汉昭帝封义帝之孙熊畅为郴侯,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汉代两任皇帝倡导,流行于民间的义文化繁荣昌盛,也符合统治者的利益。汉末三国鼎立,群雄并起,小说家、戏剧家借此塑造了“义”与“不义”两个典型:唱白脸的曹操不义,阴险狡诈,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唱红脸的关羽义勇,他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后,便忠心护主,斩颜良、诛文丑,单刀赴会……由此,关羽成了忠义之神,人们记住了关羽,忘记了义帝。


义帝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称“义”的皇帝,关羽却是宋代加封“义勇武安王”、清代才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的后生晚辈,“义”神的头衔怎么就被关羽抢去了呢?究其原因有二:

一、义帝是秦末义军推选出来的天下共主,秦亡之后,难为已具备军事实力的项羽、刘邦政权所容。同时,公推公选的义军首领角色也为帝位世袭的历代王朝政权所不容,因此不可能向民间加封推荐。除此,按照“仁义礼智信”人伦五常排序位,“义”居第二,又因春秋时管仲首次提出,故称“仲”(其意为“次”)。项羽佯尊熊心为“义帝”,自然是次帝,皇帝有第二个么?这如同认义父一样,自然不是真父。因此,中国历史上除了熊心之外,只闻有仁君,不闻有义帝。

二、义帝的事迹是“信义”,关羽的事迹是“忠义”,历代统治者在改造民间“义”文化时,选择了“忠义”。义帝之“义”,在于他太讲信义,这也是项羽切齿痛恨之处。当年,义帝熊心与诸路义军相约:“先入关中(秦朝首府咸阳所在)者为关中王”,谁知弱小的刘邦捡了便宜,没有经历恶战便招降了秦王子婴,占领了咸阳。项羽大军随后赶到,随时可以踏平咸阳,剿灭刘邦。这种情况下,义帝还要坚持说“如约”(按约定办),因此得罪了项羽。于是,项羽假意封熊心为“义帝”,并以“古之帝王,地方千里,必居上游”的名义逼迫熊心迁都郴县,随后又指使英布暗杀义帝。而义帝在明知有杀身之祸的情况下,仍坚持“如约”,令人敬佩喟叹。比较而言,历代帝王更喜欢忠义护主的关羽,不喜欢“如约”引来杀身之祸的义帝。

时过境迁,我们到了对“义”文化进行重新定位思考的时候了。当历史的车轮滚到了辛亥革命,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帝王政治已经终结,迎来了民主共和时期。现代社会最缺乏的不是忠义而是信义,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健康发展。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中,便有“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之语,信义文化、诚信体系的再造,已成为当代社会最紧迫的问题。因此,我们改造民间“义”文化,不能再沿袭帝王时代的老路,既要推崇忠义关羽,更要着重推崇信义熊心。

要知道,古今中外,义帝只有一个,他就是熊心,他代表了信义。

要知道,只有郴州才有义帝陵。义帝祭祀活动从汉代延续至清末,义帝是郴州人的信义之神。新时代到了,我们要不要薪火相传,再续义帝祭祀活动?要不要把郴州人的信义之神推向全国?

为了成功创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为了弘扬郴州精神,我们的号角应该吹得更嘹亮:

郴州是义帝都城,天下第一“义”在郴州!

(作者系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市文史研究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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