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造“郴”字？郴（音chēn）是汉字中很独特的一个字，它单指地名。“郴”位于五岭之北，衡阳之南，是湘江、珠江、赣江等多个水系的发源地。郴字，因使用频率不高，许多人不认识“郴”字，常误以为是“柳州”、“彬州”。郴州历史悠久，而自“郴”字诞生，它就与史书同存，“郴”以前无史可载。许慎《说文》云：“郴，桂阳县也，从邑林声”。许慎所在的汉代，置郴地为桂阳，郴的读音为林（lín）。古音与今音差别很大，然而以字形会意却古今相通，也足以证明“郴”的悠久历史。郴，以形会意是“林”、“邑”两字的合体，故也称“林中之城”。明代郴州籍学者何孟春有言：“吾州制字郴，以多木名。”郴城旧址三面环山，一水北去，往南则是五岭丛山，说是林中小城恰如其分。

追查“郴”字起源，明代万历年间的《郴州志》始见其端：“秦始皇始置郴县。”“郴”作为地名始自秦始皇时代，再往前国史与地方史均无记载。从秦以前的出土文物来看，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至今也未能找到与“郴”相似的字。何孟春所言有“制字”之功者为何人？至今无人能解答。在缺乏正确答案的条件下，我们且作一些假设：一是秦以前尚未发现此字，按地方志来判断，应该为秦代；二是造字者熟悉郴州地形和基本情况；三是造字者需要有很高的权威，绝不是平头百姓，方能推广、使用该字。

大秦帝国虽然短寿，却是个造字、改字的时期。中国象形文字相传始自仓颉造字，至周太史史籀作“籀文”（后世又称大篆），成为全国统一的文字。春秋战国期间经历过约500年的战乱，又出现了各国自造异体文字。秦始皇灭六国之后，进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以“三同”统一国家标准。书同文，即是统一文字。秦代始创小篆、隶书两种字体，隶书之后又演化为今天的楷书。据史料记载，为推广小篆，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作为秦帝国儿童识字课本。
小篆是秦丞相李斯所创，据《说文解字》记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始皇当即同意李斯的建议，命令其统一全国文字。据蒙恬（毛笔的发明者）所著《笔经》记载，李斯的书法很有名气，除赵高之外，全国上下都心悦臣服。每逢有重要玺、纪功碑要书写，秦始皇都命令李斯掌笔，故秦时手迹，以李斯的最多。如今仍存有李斯的泰山峄山碑及秦玺等碑，其遗迹均是传国至宝。
小篆虽然漂亮，但不便于书写，秦始皇又选用程邈所造隶书，隶书化圆为方，有利于毛笔书写，因此被定为秦国官方公文文字。隶书的创造者程邈，原为县吏，因得罪秦始皇，被捕入狱。在狱中，程邈苦思十年，将小篆化圆为方。以三千字上奏秦始皇，时公文繁多、小篆难写，秦始皇见之大喜，于是立即释放程邈，升任为御史。因程邈曾为囚犯、奴隶，故其书也称为“隶”书 。

根椐史料记载，我们为始创“郴”字者推出三个候选人物：李斯、程邈、赵高。三人中赵高也是秦汉时期的书法大家，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序》云：“赵高作《爰历篇》，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北魏王情《古今文字志目》中卷列秦、汉、吴书法家五十九人之中，便有赵高。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赵高“善大篆”。唐张怀罐《书断》卷上《大篆》曰：“赵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书。”他著有识字蒙学课本《爰历篇》六章。众所周知，全国上下唯一不服丞相李斯的就是赵高，他品德很坏，是有名的奸臣。赵高为打击不同政见者，牵了一匹鹿上朝，就说是为秦二世皇帝胡亥贡献了一匹千里马。二世皇帝捧腹大笑：“赵爱卿，你错了，这明明是头鹿嘛。”赵高坚持说是千里马，并要群臣去评价。这时大多数人慑于赵高滛威，都说是马，只有极少数人说是鹿。散了朝之后，赵高就设法将那些说是鹿的人都害死了，这就是“指鹿为马”的故事。丞相李斯，在秦始皇去世不久，就被二世胡亥与赵高合谋杀害。以赵高之霸道，又有作蒙学读本《爰历篇》经历，故造一、两个字是不成问题的，他也有造“郴”之条件。

在三人之中，赵高继李斯为丞相，所做的事不过是欺上瞒下、巧言令色。他任丞相后执政时间不长，对全国的山川地理也不熟悉；程邈身为隶人，对汉字不过是进行化圆为方的字形变革，不会造字。因此，笔者最推崇秦帝国丞相李斯。李斯作为灭六国的开国丞相，对六国的地形、风土人情是再熟悉不过了。另，郴地之重要程度，也足以引起丞相的高度关注。汉代刘安所著的《淮南子》记载了秦王政二十五年，曾派大将王翦以五十万大军征南越，正是李斯任丞相之时。大军攻至广东番禺，越人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打败了秦军。郴地所在的南岭山脉是通往南越国的咽喉所在，既是征伐南越的主要屏障，也是失利后退守的要塞。因此，始置“郴”县意义重大，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是不可能不了解战局与地形的。在全国规范文字、大规模改造汉字的背景下，大篆和各国异体汉字在李斯的笔下，删繁就简。“郴”因为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很有可能是被李斯造出来的。秦帝国的造字、改字情形，也只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汉字简化运动重现过一次。为规范汉字，李斯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推出儿童识字课本《仓颉书》。

李斯造“郴”字也并非无源之水。据考，“郴”以前此地称“菻”（音lǐn，《说文》“菻，蒿属”），与古“郴”字是同音。以字会意，菻，树上生藤草，估计此地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郴州此时太荒凉了。我们且作如此猜测：李斯造字时，五十万秦军正驻守郴州，加之军需补给后勤人员，应该不会少于七十万人。这么庞大的队伍，使这里变成了新兴小城。于是，李斯大笔一挥，改“艹”为邑，而后始置“郴”县。邑者，小城也。秦以前郴地属楚国，“菻”是楚人给命名的。其时，郴州属楚国边陲，已无文字史料可考。不过，1956至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郴州城区的马家坪、高山背、和平里发现十四座春秋战国时的楚墓。墓葬中有：盛食物用的陶器皿，烹制食物用的鼎，祭祀用的豆等。铜器中有剑、戈、矛等兵器。墓中还出土了很多铁器，如锤、刀、凿、锄等。由此可见，当时郴州城区也有不少人口聚居，并已广泛使用铁器了。这些随葬品中，有的与长沙楚墓、楚国故都—郢所出土的文物相同，还有的文物具有越族风格。这说明当时的郴州有楚、越两民族杂居，并早已与中原人民有了交往。郴州被并为楚地，大约是战国中期(前387-381年)，楚悼王拜吴起为相，沿湘水进行武力扩张。不久，此地就被楚国征服，并被楚人命名为“菻”。

由于缺乏史料，我们不能再对“菻”以前有所猜测了。“菻”即“郴”的考证，本文也应该提出来，以便读者订证。提出此观点的是已故安徽大学教授、古文字学家何琳仪先生。何先生对春秋、战国古文字有数本专著，其中“郴”即是楚国古地名“菻”的依据是1957年安徽省寿县出土的战国文物----“鄂君启错金铜舟节”。舟节，就是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航运通行证和免税凭证。舟节详细规定了鄂君启的水路交通运输路线、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根据航运路线来推断，“菻”也通“”，即是耒水上游的“郴”。

“郴”字躲过被文字改革消灭的命运。“郴”自秦代创造以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被废弃不用。汉代改“郴”为桂阳郡，凡涉及郴地的，多半以桂阳称呼。直到南北朝时期，“郴”才被梁朝执政者重新启用，以后历代王朝称之为“郴州郡”、“郴州军”、“郴州路”，“郴”字总未被抛弃，其称呼一直沿用至今。近代中国，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汉字简化运动，“郴”字又几乎被废弃。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第一次汉字简化运动，将繁体汉字简化成当今简体汉字。第二次，是在简化汉字的基础上再进行简化。此时，汉字已变得面目全非，“再简字”因为不能被世人所接受，不久即被废弃。在文字改革的风潮中，有人甚至主张中国不再使用汉字，而用英文字母的“拼音”代替。这种完全割裂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化方案，至今仍被世人遣责。此次风潮中，不少地名因为难写，而被同音字代替。如：黑龙江省的铁骊县被改为铁力县、瑷珲县被改为爱辉县；新疆的和阗专区被改为和田专区；江西省的雩都县被改于都县、大庾县改大余县；广西省的鬱林县改为玉林县；四川省著名的鬼城酆都县被改为丰都县；陕西的醴泉县被改为礼泉县。值得一提的是鄱阳湖的翻阳县曾被改为波阳县，因为阻力太大，在当地群众的强烈要求下，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又改回鄱阳县。

郴州之“郴”也属于生僻字范围，除了地名也没其他含义。因此，在文字改革时期也曾被设计过几套简化方案，如把郴州改为“陈州”或“称州”，但最终未能实施。究其原因，是改“郴”的社会影响实在太大了，其历史影响太深远了。试想：谁把秦少游的诗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改为“陈江幸自绕陈山”，岂不是遭人唾骂么？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谁把被毛主席提起过的郴州苏仙岭下、三绝碑中“踏莎行.郴州旅舍”，改成“陈州旅舍”，岂不是连他老人家都不认识了？与众多因文字改革而消灭的生僻字地名相比，“郴”是个幸运儿。这也许是因为“郴”字文化底气太足，再加之某些政治因素促成的吧？

对于乱改地名、禁用生僻字地名的行政行为，现代学者大多执反对态度。如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谭步云教授就认为：一个汉字即是一部文化史，从文化层面上考虑，禁用部分生僻字，必定会造成汉文化的断层。某些字人为地让它消失，实际上就是删除掉若干部文化史。地名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的历史，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与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今天，地名除继续承担着对外交往的“名片”功能外，还为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释疑的钥匙。“郴”字，不仅可以解释郴州独特地理、文化现象，优美的自然景观，还携带着与“郴”共生、不可抹杀的历史。